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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台南開元寺官方網站 第三章ˉ日本殖民時期的開元寺 ˉ第三節ˉ殖民後期的開元寺與東海宜誠 ˉ二、南臺聯絡寺廟的擴充動機與得圓的堅持 （一）聯絡寺廟的「經濟利益」 ˉˉ東海宜誠在南臺灣廣結善緣，大力推進聯絡寺廟的加盟臨濟宗，雖然不完全基於上述「促進舊有宗教之向上」、 「內臺人融合」的理念，但某種程度還有「經濟利益」的考量，其中屢被提及的正是與臺南開元寺的聯絡。 註348 ˉˉ臺南開元寺是在大正5年（1916）與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建立聯絡關係， 大正12（1923）年4月南臺聯絡寺廟的總部設於開元寺， 註349 而東海宜誠也在這時候進出其中。大正13年1月25日，獲准在開元寺內設立「臨濟宗教（宗）務所」。 註350 而這時候正是得圓和尚力抗開元寺財團法人化的時期，如前述在大正13年的11月底，士紳之中有人提議開元寺仿 「臨濟寺圓通會」財團法人化，但由於得不到包括得圓和尚在內的寺僧支持，始終沒有成功， 這個構想或許是來自東海宜誠亦未可知。大正14年9月，在開元寺設立臨濟宗總本部宗務所之後的第一次臨濟宗布教會議召開， 討論臺南州的相關布教：
ˉˉ回顧自昭和6年（1931）「九一八事變」（日本稱為「滿州事變」）以來，對臺灣人的同化政策漸次積極， 一直到所謂皇民化運動的發生、國體觀念的養成、日語普及、敬神思想徹底、國民生活改善成為台灣的大風潮時， 舊習慣信仰就變成了問題，成為「妨礙皇民化根本的東西」。「臨濟宗臺南州下聯絡寺廟齋堂總會」會後10天， 即昭和12年（1937）5月2日，臺南市及新豐郡的郡守、市尹、署長會議上〈關於寺廟整理之件〉被提出， 註354 等於正式宣告「寺廟整理運動」的來臨。 ˉˉ寺廟、齋堂的統一組織，在昭和12-16年（1937-41）年的「寺廟整理運動」中， 註355 全臺各地都受到輕重不同程度的整頓，而初期的1、2年情況最為嚴峻，也正是臨濟宗在臺最高布教監督的高林玄寶進入最後任期， 而直接站在第一線面對旗下遭遇整頓的聯絡寺廟的東海宜誠，處理的手法顯然是循高林玄寶處理楊梅奉天宮的方式。 ˉˉ楊梅奉天宮在昭和13-14年（1938-39）之間，為避免「寺廟整理運動」的影響，數十名信徒聯名向臺北臨濟寺提出請願書， 願意將奉天宮所屬財產（土地估計值1萬元）轉移。受理申請的臨濟宗，布教監督高林玄寶親自赴當地役場（鄉鎮公所）， 出示信徒的委任狀，主張獲奉天宮管理權，反對「寺廟整理」，於是在廟口掛上「臨濟宗布教所護國寺」的標誌。不過， 一般所謂的布教所，必須要有僧侶定期舉行活動，以及一定的信徒人數與設備，這些條件滿足後才提出布教所成立申請。 當時的楊梅郡郡守宮崎直勝就語多不滿地對高林玄寶表示：
ˉˉ也就是說，東海宜誠所屬的臨濟宗妙心寺派，在「寺廟整理運動」中挽救了即將被廢除的舊有寺廟。 而無論是楊梅奉天宮或是屏東的天后宮，臨濟宗用這種「權宜之計」破解了將面臨廢除命運的寺廟，應該不會是孤例。 批評東海宜誠把民間宗教信仰的寺廟那種三教九流的神明也拉入臨濟宗的「怪腕」，或許當大家知道「寺廟整理運動」開始後， 一些民間宗教雜神信仰的寺廟能夠透過轉移產權，託付給臨濟宗得以自保時，對東海宜誠或許就不忍苛責了吧！ ˉˉ不過，話又說回來，或許自始至終開元寺都很清楚，雖然加盟日本臨濟宗為聯絡寺院， 但經濟及人事皆保持高度的自主與獨立，正如鄭卓雲談到開元寺法派時所說的：「大正六年丁巳六月四日， 傳芳和尚為圖日臺佛教聯絡，闡揚大法，乃與京都府臨濟宗大本山妙心寺派聯絡，受統於轄下， 由是本寺僧伽多掛籍於大本山妙心寺者。然因內臺人風俗習慣懸殊甚遠，故本寺制度不能與妙心寺同例，惟布教機關之聯絡， 而寺制則仍依舊制自為獨立者也。」 註358 （二）成立「圓通會」的問題 ˉˉ在〈和尚也利用經濟侵略〉一文中，還以小標題「羅馬法王再現」，暗指東海宜誠覬覦開元寺寺產。其言：
ˉˉ從這些會則看來，圓通（婦人）會似乎不像是在進行所謂的「經濟侵略」，但是對傳統臺灣的佛寺而言， 沒有類似財團法人的共同管理組織，大部份重大寺務決定權是由住持或背後的管理人所掌控， 因此才會發生類似前述開元寺住持寶山常青可以勾結外人盜賣寺產的事件。或許東海宜誠欲在開元寺成立財團法人圓通會， 也應從公益慈善的方向來看待。事實上，臨濟宗所屬機構或寺廟成立財團法人的機構，除了上述的「財團法人圓通婦人會」外， 成立於大正6年（1917）的「臺灣佛教道友會」，到了大正11年（1922）8月之後改組為「財團法人臺灣佛教道友會」， 註363 可見成立「財團法人」以避免成為私自營利的方針，始終是臨濟宗在臺的政策之一，下面另一個具體的事例是， 他在昭和4年4月所成立的高雄佛教慈愛院，昭和7（1932）年登記為財團法人，也完全是公益性質的。 註364 而且佛教慈愛院的成立獲得來自包括開元寺的南部寺廟、齋堂的贊助，東海宜誠分等級向寺廟齋堂收年費， 不可能是他個人主導，必須是臨濟宗本山的政策或准許，而且分等級也好管理，收費也可以公開透明， 全部用在傳教及醫療方面。根據《南瀛佛教》的報導：
（三）「臺灣佛教徒大會」上僧侶、齋友的反彈 ˉˉ儘管東海宜誠在開元寺成立財團法人圓通會遭遇挫折，但他對於臺灣舊慣寺廟上的用心應是無庸置疑的。 例如配合日本統治臺灣40年的「臺灣博覽會」，在昭和10年（1935）10月10日召開，臺灣佛教各宗聯合會與南瀛佛教會合辦的 「臺灣佛教徒大會」在同年11月5日於博覽會第一公會場舉行。其中向大會提報的三個提案，全是臨濟宗所提， 其中的兩個還是由東海宜誠所提，提案為：〈對臺灣在來（固有）之佛教系統之寺廟齋堂向當局請其確立統制方策之件〉 與〈關於本島寺廟、齋堂主職者之資格認定之法規向當局請其制定實施建議之件〉；另一個提案人正是得圓和尚， 提案〈臺灣之寺廟齋堂及其所屬財產向當局移管理權於住職或堂主之件〉。 註368 很清楚地顯示，從昭和5年開元寺副寺徹淨結合地方士紳與《臺南新報》發動對得圓住持的攻擊以來， 至昭和10年「臺灣佛教徒大會」，得圓和尚始終仍堅持寺產管理權應歸住持或堂主所有，日僧要介入開元寺寺產管理已不可能。 ˉˉ不過，質疑東海宜誠「覬覦寺產」的人依然大有人在，其中針對上述第一條的〈對臺灣在來（固有） 之佛教系統之寺廟齋堂向當局請其確立統制方策之件〉分別受到臺籍佛教人士的反對。首先跳出來反對的是， 留學日本駒澤大學的鳳山齋教先天派王明盈（進瑞），他表示：
ˉˉ繼「高雄州臨濟宗會議」之後5個月（昭和12年4月21日），在臺南開元寺舉辦「臨濟宗臺南州下聯絡寺廟齋堂總會」， 共40座聯絡寺廟、齋堂的80位代表參加，開會的目的是「為持續布教傳道的臨濟宗，有鑑於時局趨勢， 今後要更加強調宗團之力，提升教化之實」。 註373 不斷強化聯絡寺廟、齋堂的組織力，東海宜誠是不是嗅到什麼不尋常的氣氛？果不然，中日戰爭爆發前夕， 「寺廟整理運動」也在全臺各地展開，他的聯絡寺廟齋堂總會就轉成為配合「皇民化」的「皇國佛教化」的組織。 註374 ˉˉ臨濟宗妙心寺派在高林玄寶任內，大力在全臺推進與本土寺廟、齋堂建立聯絡關係，而其中關鍵人物正是東海宜誠。 高林玄寶與東海宜誠的重要事績至少有「佛教專修道場」的成立，與聯絡寺廟的鞏固與擴大，當「寺廟整理運動」 如火如荼地展開後，他們直接站在第一線以巧妙權宜的方式「保護」了有彼此聯絡的臺灣的舊習慣寺廟，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因此對於東海宜誠的再評價是必要的。他曾在臨濟宗〈第二十五次宗會議事錄〉上表示：
（四）臨濟宗借助開元寺的弘法活動 ˉˉ前面已提及，大正14年9月20日，臨濟宗布教會議在開元寺舉行，到了昭和3（1928）年3月2日， 臨濟宗關係人員在開元寺舉行懇談會，由於在臺最高布教監督吉田萬賴，身體違和，特囑東海宜誠為臨濟寺副寺，並駐錫北部， 於是這場相關人員暨「佛教慈濟團」發起人的懇談會便委由前布教監督天田策堂代理。 註380 開元寺就在這時候以成立佛教慈濟團，正式與東海宜誠合作下鄉布教。翌（1929）年10月10日起一連四天， 開元寺附屬的「佛教慈濟團」秋季巡迴布教，連續四年在臺南地區演講，除了東海宜誠外， 開元寺所派出的講師為李周圓及李頌德二人。 註381 昭和5（1930）年元月12日，臨濟宗的「中南部寺廟宗務會議」在開元寺召開，這一方面是再度強化臨濟宗在南部的布教， 另一方面也是要確立宗團的團結，並制定規章。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述這段緣起如下：
ˉˉ與臨濟宗本山積極合作的開元寺，一方面強化布教方針，另一方面也朝弘法人才的培養規劃， 例如昭和5年3月3日起一連3年在開元舉行「臺灣臨濟宗發展策及各機關設立研究議案」。會中擬定五個規劃草案： （1）僧伽制度整理案；（2）教育機構確立案；（3）布教機關確立案；（4）本宗統一宗規制度案；（5）社會事業設施案。 註384 在布教方面，昭和5年3月24、25日兩天，開元寺以得圓住持為主全寺僧侶十數人，配合東海宜誠， 在臺南市溫陵媽廟、武廟、小公園作佛教通俗演講； 註385 而在僧伽教育方面，很快地開元寺即在會議不久的同一個月舉行第一屆的佛教研究會， 並在3月30、31日兩天派往嘉義、員林等處巡迴演講。 註386 ˉˉ前述，從昭和5（1930）年6月起，副寺陳徹淨結合部分地方士紳及南報記者大肆攻擊得圓和尚，戰火延續5個月， 直到同年10月，住持得圓才大勢抵定，然而隔（1931）年的5月，又發生知客僧李頌德的納妾事件， 某個程度干擾了開元寺弘法的推進。昭和7（1932）年2月的第12屆「南瀛佛教講習會」在開元寺召開， 而最早之前大正10年11月14日至12月4日的「南瀛佛教會」第二屆講習會就曾在開元寺召開，當時的住持是成圓。 第12屆「南瀛佛教講習會」，此次的會議有兩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駒澤大學校長忽滑穀快天來臺講課， 他是許多留學駒大臺灣學生的老師，如開元寺的證峰、證光即是。第二件事是，駒大歸臺的高執德也在這次講習會中授課， 初次嶄露頭角。 註387 之後，高執德與開元寺僧吳專圓、李頌協、高印明、鄭羅漢等講師就一起在臺南地區弘法布教， 註388 開元寺其地位日益重要。 ˉˉ臨濟宗妙心寺將全臺加盟的聯絡寺廟、齋堂劃分為臺北州、花蓮港廳、臺東廳、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及澎湖廳， 其中北部總本部開教所設於圓山臨濟寺，統轄臺北州、花蓮港廳、臺東廳的聯絡寺廟、齋堂，而設於開元寺的南部總本部 開教所由東海宜誠負責，統轄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及澎湖廳，其中臺中州在昭和8（1933）年時的聯絡寺廟有15座， 東海分身乏術，於是在昭和8年的3月11日於臺中市寶覺寺召開州下聯絡寺廟會議，決定在臺中州設一教務所， 算是分擔開元寺的教務工作。 註389 ˉˉ殖民末期（1937-1945）的臺南開元寺，成為養成「皇國佛教」僧侶的重鎮，與它的重要性及腹地廣闊有關。 由南部教務所設立的「臨濟宗教師養成所」昭和12年4月12日起的兩個月間，在開元寺召開講習會。其緣起， 根據《正法輪》的報導如下：
ˉˉˉˉˉ（表十一）：「臨濟宗與南瀛佛教會等在開元寺舉行法務活動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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