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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台南開元寺官方網站 第二章ˉ明鄭至清代的開元寺 ˉ第四節、大天后宮與開元寺的燈譜 ˉ四、從海會寺到開元寺的定稱 （一）開元寺的定稱 ˉˉ開元寺第一代住持志中禪師為泉州府僧，極可能是來自泉州的開元寺，據《續修臺灣縣志》記載： 「海靖寺：舊名海會寺，亦名開元寺。」 註191 可見海會寺與開元寺並稱，但海會寺是初建時定稱，後改榴禪、海靖，何時開元寺成為正式名稱尚待討論。 嘉慶2（1797）年，泉州府開元寺指定鹿港龍山寺為其分寺，派僧善圓前來住持，成為龍山寺第一代住持。 註192 泉州府開元寺自乾、嘉之間，甚或更早就是來臺僧人的主流，至少志中禪師是來自泉州府， 而天后宮自康熙23年延聘第一代住持良準標禪師也是來自泉州（參見〈表二〉）。因此， 哈當阿在嘉慶元年將海會寺改名海靖寺只能維持一短暫時間，很快又改回。不過，日本殖民時期的大正5（1916）年史料曾載， 哈當阿在嘉慶5（1800）年再改名為開元寺，蓋取唐代開元中，全國各地建大寺以「開元」為寺號，特仿之， 以寓為當時之全臺巨剎。 註193 事實上，如前述，哈當阿是逝於嘉慶4年任期中，因此這樣的說法顯然有問題。 （二）前進鼓山 ˉˉ道光25（1845）年的臺灣恩科進士施瓊芳（1815-1868），撰於咸豐9（1859）年的〈代募官修郡北開元寺序〉 （巳未夏陳乃嘉孝廉等囑作）載：
ˉˉ其一，從嘉慶4（1799）年修建，到10（1805）年，共耗費6千餘兩（圓）重建的彌陀寺，是由一大群士紳、信眾、 行郊所捐贈，最多捐5百圓，最少1圓。在建成後碑文載：「茲寺之興，經畫雖依故地，而規模大廓前基，禪房蘭若、寶殿珠林， 殆與法華、竹溪並稱海外勝概焉。」 註195 這裡無一句提到開元寺，可是嘉慶元年，哈當阿集資6千3百兩修建開元寺，從其耗費的金額，不像是重修，比較像是改建。 所以哈當阿說：「予惟寺之新也，規制式廓，視前有加……。」 註196 規模顯然比之前還大，才9年的時間，上述檀越新修彌陀寺所撰碑文卻隻字未提開元寺，反倒是欲與法華、竹溪並稱。 ˉˉ其二，在西定坊奉祀保生大帝的良皇宮，於嘉慶11（1806）年冬初重修，嘉慶15年告竣，碑載：「茲廟之興， 規模雖乃其舊，而輪奐聿新，堪與法華、竹溪、彌陀等寺並稱海外巨觀焉。」 註197 ˉˉ從上述二例看來，開元寺的規模比起法華、竹溪二寺要大得多，才短短的十年間，開元寺似乎已不那麼受重視。 推其原因，首先，嘉慶初僧綱司奉駐大天后宮，臺灣府縣的寺廟僧侶都要聽令於僧官，之前因開元寺為官員所建， 受官署的延聘，可以互為佐證是竹溪寺，《安平縣雜記》載：「大南門外之竹溪寺，係前分府憲所建，油香田園， 亦其所充。寺中住僧，必向本衙門（按：臺灣海防廳）稟請頂充。」 註198 這種情況與開元寺相同。可是當僧綱司被派來臺後，開元寺常住僧轉由僧綱司調派，應是在理解之中。 ˉˉ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蔡牽事件」。蔡牽是泉州同安人，原為傭工，後淪為「海寇」，為患浙、粵、閩三省。 他第一次來臺為患是嘉慶5（1800）年入鹿耳門。第二次犯臺是嘉慶9年4月，掠攫商船而去。至嘉慶10年間， 多次在臺灣南北掠奪，嘉慶10年12月1日，蔡牽進據洲仔尾，阻斷南北，聲息不通。嘉慶11年正月初5， 水師會攻洲仔尾蔡牽船隻，蔡牽黨羽開始攻城，因有備，蔡牽轉向南鯤鯓，陸攻安平，清軍禦以大砲，乃回攻大、小北門。 正月21日內地大隊援軍到，收復洲仔尾。但隨即蔡牽又回攻，屢屢逼城。2月2日，趁其徒眾慶祝福德神誕不備之際， 大敗蔡牽徒眾於洲仔尾，蔡牽遁去。之後蔡牽掠劫臺灣南北，直到嘉慶14（1809）年8月18日，蔡牽的海盜船， 才在臺灣總鎮王得祿與所招集的閩浙護總兵孫大剛的圍剿下落海身亡。 註199 ˉˉ上述，蔡牽曾據洲仔尾達一年以上，且攻大北門、小北門，而開元寺即位於大北門外洲仔尾，可以想見， 開元寺可能在蔡牽事件的軍事對立中受波及，是否造成開元寺盛衰枯榮，頗值得關注。 ˉˉ總之，嘉慶10年彌陀寺重建與嘉慶15年落成的良皇宮已將開元寺排除在「海外勝概」與「巨觀」之外。 或許是因為從嘉慶10年甚或更早，一直到隔年，開元寺始終遭受戰火波及，緇素或已將眼光轉向竹溪、法華與彌陀寺吧！ 所以施瓊芳才會在咸豐9年說開元寺「籌費既艱，議修未果」。 ˉˉ施瓊芳撰寫〈代募官修郡北開元寺序〉的前一年，即咸豐8（1858）年6月，清廷與美、英、法簽訂〈天津條約〉， 臺南安平正式開放為通商口岸。 註200 ˉˉ鄭卓雲的《臺灣開元寺志略稿》，雖對8到34代的開元寺住持未能交待，但35代方丈榮芳和尚（？-1882） 以降的住持卻又相對清楚，〈榮芳和尚小傳〉載：
ˉˉ清末的臺灣僧綱廢弛，比較重要的是原來由官紳所主導的佛寺修建及僧侶的延聘已一去不復返， 所以《南部臺灣誌》才會說：「佛燈頓滅，大寺巨剎或存或廢」，開元寺的情況正是如此。 ˉˉ讓人好奇的是，榮芳和尚是如何入主開元寺？可能途徑有二，一是隨著士紳階級逐漸在開元寺取得主導地位， 官方勢力消退。二是來自大天后宮僧綱司傳統的委派。前述諸多證據已證明榮芳和尚應是來自大天后宮此一系統。 ˉˉ另外，從〈天后宮鑄鐘緣起碑記〉得知，達源和尚是在咸豐8年5月為大天后宮募鐘，同年3月還與彌陀寺的住持僧正麟共募彌陀寺的銅鐘。 註202 如果榮芳（達源）募鐘後即到鼓山受戒，會是哪一年？根據《虛雲和尚年譜》得知，咸豐9年時，鼓山方丈妙蓮和尚曾開壇傳戒， 註203 這一年比較符合榮芳到鼓山的時間。眾所周知，咸豐元（1851）年洪秀全起事，建立太平天國， 未幾征服東南半壁，直到同治3（1864）年才土崩瓦解。而榮芳和尚在鼓山受戒後到少林習武， 正是在太平天國之亂中進行，回臺的時間是同治年間，從他留在開元寺一幅畫的落款是同治4（1865）年來看， 榮芳回臺當在同治3、4年之間。當他回臺時，同門師兄弟達善和尚正住持著大天后宮，同治8（1869）年圓寂。 註204 回臺後的榮芳隨順著大天後宮這條管理系統住持了開元寺，之後開元寺即進入鼓山的法系派下。 ˉˉ榮芳和尚在光緒8年圓寂後，接任「住持」的是悟順來勝（第36代，福建興化人）。 註205 事實上，榮芳和尚之後，即36代悟順來勝到第40代的義心禪師，生平都不詳，而明確可知的是， 接續悟順和尚的第37代寶山（常青）禪師正是進入日本殖民時期的開元寺住持。 註206 ˉˉ悟順來勝和尚為榮芳和尚門徒，在光緒8（1882）年所立的榮芳禪師墓碑有其名。光緒11年，悟順和尚為寺監院， 主持普同塔的募建。 註207 除此之外，未見其他資料。光緒18（1892）年開元寺可能還曾作小幅度的整修，因此留下由信徒何發利、 蔡東泉所贈的「小西天」匾額一塊。 註208 榮芳雖是從鼓山回臺任開元寺，但是面對開元寺的沒落恐怕所為也有限。 ˉˉ開元寺自嘉慶元年哈當阿題的三個匾額「不二法門」、「彈指優曇」、「三寶殿」之後，即未見官員至開元寺贈匾題字， 就以道光、咸豐、光緒三朝而言，臺南地區民間信仰的興濟宮，官員所題的匾至少有六方， 如道光15（1835）年太子少保前福建浙江水陸提督王得祿立的「保愛生民」、同治7（1868） 年北路協調署城守營參將信官陳玉喜立的「聖道神醫」、光緒8（1882）年臺灣府知府袁聞析獻的「德普羣生」等匾； 像觀音亭則有咸豐元（1851）年臺澎水陸掛印總兵官恒裕立的「善慈靈應」、同治3（1864）年福建臺灣水師副將葉晰賜獻的 「蓮座春風」、光緒6（1880）年前署福建建寧總兵官羅洪標立的「慈雲暗覆」等匾；廣慈庵則至少有咸豐3（1853）年 福建臺灣鎮標中營千總陳寶山立的「慈雲流蔭」等。 註209 這些民間信仰的寺廟或佛道不分的寺廟，其規模與歷史皆無法與開元寺相比，卻有官宦的題匾，這裡只能說明清末的開元寺， 自嘉慶之後似乎沒有之前興盛。 |